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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反思民主,探寻民主 - PKU法治研究中心  

2015-11-09 08:33:38|  分类: 法治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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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览众山小,以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然而,辉煌转瞬即逝,也正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西式民主在实践上陷入难以摆脱的泥沼,在理论上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民主的偶像似乎正在步入黄昏,对于民主危机的性质的判断越来越悲观,民主理论家们开始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反思选举式民主,并探寻通过各种容纳普罗大众参与的制度机制,回归真正的民主。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欧树军教授。为方便读者阅读,在此省略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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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民主,探寻民主

欧树军


过去十年间,29位西方知名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上所遭遇的双重危机忧心忡忡,对“选主体制”做出了深刻的学理反思,汇集成12篇文章,收录在王绍光和欧树军编译的《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中,集中展现了对“真民主”(real democracy)的严肃思考。



《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书影

【一】西式民主步入泥沼

当真民主的意义被认识到的时候,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21世纪了,19891992年因此成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里,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结束,西方自由民主制成为最好且唯一的选择,反思民主当然还不是个问题;仅仅十年之后,在民主推手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的《转型范式的终结》一文中,反思民主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至今仍然支配着政治理论家的思想。

十年之后,卡罗瑟斯的文章宣告了“转型范式的终结”。背景是大约100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和地区:拉美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次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中东5个。转型范式假设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设定为一条从独裁威权走向民主之路,先是街头抗争运动,再是苏联党报式的非理性的自我批评,最后才是以多党制定期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制,整个过程无需先决条件,只要政治精英有意愿有能力,政治历史、经济状况、制度遗产、民族性格、社会文化传统或者其他结构因素都不重要,民主化优先于政府质量和国家建设。

但是,卡罗瑟斯尖锐地指出,“转型范式”的这些核心假设无一成立,结果也很是不堪。只有不到20个政治体建立了较好的民主制,包括欧洲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亚非拉的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加纳、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其余七八十个国家和地区都被迫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苛刻条件,皆以失败告终,走向了不负责任又没有效率的多元政治和政党国家化,其政府形式变成了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物,又因治理失灵而变成了“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此失败,以至于很快又爆发了“颜色革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政治拉锯战。

短短五六年之后,所谓“阿拉伯之春”加剧了“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冲突。紧随其后,2009年,菲律宾发生选举屠杀惨案。2013年以来,埃及总统穆尔西、泰国总理英拉、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民选的国家或政府领导人,相继被街头运动拉下马,结果却是军人政府或者寡头政府得以重建。20149月,印度尼西亚国会立法废除了地方首长直选。新世纪以来,选举民主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正当性危机。不仅如此,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宣告了老牌民主国家的变质,不再是林肯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而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说的“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1%的富人劫持了民主,把美国从民主制变成了金融寡头专制(financial despotism),从民主政治变成了金权政治(Plutocracy



除了政治体制的悲剧性倒退,最近五十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内部治理也先后遭遇多重困境。其一是工业、产业等经济政策的失灵,自由放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面临动力不足而难以落地的巨大困境;其二是以“福利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危机;其三是在墨西哥裔等非白人族群和穆斯林等异教族群的冲击下,欧美的多元文化政策正在终结;最后,在全球化、国际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公民社会、现代化等各种理论和力量竞相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时代,很多国家处在运转失灵的边缘,“民族国家”概念失效了。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程,都在加剧而非缓解西式民主的危机。

“转型范式的终结”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同为美国“华盛顿首都环线圈”(inside the beltway)的重要外事智囊,从福山到卡罗瑟斯的思想反转,发人深思。福山欢呼的是“选举寡头制”的彻底胜利,这个体系的奠基人是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西耶斯(Emmanuel Abbe Si-eyes)、潘恩(Thomas Paine)、罗伯斯庇尔、托克维尔、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等。卡罗瑟斯身为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推手,他的思想反转从实践中来,秉承的是更为久远的思想谱系:指责代议制民主以防止“多数的暴政”为名,建立起“精英的专制”,而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是回归真民主


这些代议制民主的反思者包括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奥赛亚·奥伯(Josiah Ober)、约翰·麦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詹姆斯·费希金(Jams Fishkin)、汉娜·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拉尼·吉尼尔(Lani Guinier)、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莫恩斯·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博·罗斯坦(Bo Rothstein)、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和纳迪亚·乌宾第(Nadia Urbinati)等人。他们发现,民主并没有因为代议制而变得更好,相反,毋宁说代议制败坏了民主,因此,有必要从“弱民主”回归“强民主”,从间接民主回到直接民主,从“代表的统治”回到“人民的统治”,从“虚民主”回到“实民主”,从“假民主”回归“真民主”

【二】对“选举式民主”的反思

如果民主有真义,那它究竟是什么?反思民主者认为,只有返本溯源,回到政体流变论中去,才能找到真民主。柏拉图认为,城邦公民的习惯倾向和灵魂类型决定政体类型及其变动方向。他根据统治者的数量,把政体类型分为一人之治、少数之治和多数之治,一人之治的好形式是君主制、坏形式是僭主制,少数之治的好形式是贵族制、坏形式是寡头制,多数之治的好形式是公民宪制、坏形式是民主制。这些政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循环流变的,每种政体都源于之前的制度,政治制度的变动源于领导层的不团结。


这就是说,民主不是唯一的可能,另一种体制是完全可能的。在民主制下,因为平民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智慧,他们那不受任何约束的灵魂,追求主奴平等、男女平等、人畜平等、畅所欲言,很容易走极端,进而因为追求极端的自由,走向极端的奴役。因此,尽管民主制包含最多样的习惯倾向、制度模式、生活模式,但它是一种不可取的坏政体,是多数平民的直接统治,古典民主与代表无关。

古往今来,代表从来都是从属于主权的。主权在教,教皇委派代表;主权在王,国王委派代表;主权在民,人民委派代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与民主无关,恰恰相反,曼宁指出,代表的起源也即代表概念的精髓就在于,“代表的言行,对委派自己的人有约束力”


在从古典共和制转向现代共和制的过程中,民主变成了好政体,但直接民主制无法支撑现代共和制,代议制才被发明出来。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由此认为,民主与代表的结合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重要一环,这一转变不仅仅是潘恩的功劳,也是罗伯斯庇尔的功劳,甚至后者的形象也与民主的作用相似,他的行动就是“多数的暴政”的化身,但却正是他在西方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断言“民主必须借助代议制”,“主权人民受自己制定的法律领导,自己去做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借助代表去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一切事情”。


同时,代议制也是防止、限制、制约人民变成暴民的过滤器,人民直接参与权力行使只是一种“粗糙的民主”,必将导致巨大灾难。换言之,现代民主制之所以是可行的好政体,正是因为它是代议制的。由此说来,作为现代共和制理论缔造者的联邦党人,以及民主时代预言家的托克维尔,都是潘恩和罗伯斯庇尔的传人,都主张用共和来约束民主,用代表来改造民主,用精英来约束人民,他们的代表观、民主观与人民观是协调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代表概念的精髓并没有什么古今之变。代议制民主从一开始就被“寡头统治铁律”的万有引力捕获,成了“精英统治”的俘虏,“多元民主”、“宪政民主”、“否决政体”这些变体的实质也就不再难以理解。民主这个偶像似乎正在步入黄昏,不再能够开枝散叶、桃李芬芳,反而在枯萎干涸、收缩反转。那么,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危机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危机?究竟是民主没有用好?还是民主本身有缺陷?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后者。



首先,民主的危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约翰·麦考米克同意圭恰迪尼的判断,城邦共和制下的选举必将走向贵族化,大众政府必然是混合宪制,这种政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其贵族成分能否获得相对于君主成分和大众成分的优势,这就是现代代议制政府的理论雏形。麦考米克因此把圭恰迪尼视为“现代民主之父”,也就是“选举寡头制之父”。既然选举意味着贵族统治,那么共和还有希望吗?麦考米克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看到了希望。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构想了大众政府的共和之道,不是排斥阶级界别机制,而是把它作为政治规则,建立让平民对抗富人的保民官、监察官制度,让大众成分也有可能获得相对于贵族成分和君主成分的优势,从而抑制达官贵人的傲慢,因为后者总是寻求对其他阶层的永恒压迫。这也就是说,民主的危机是内生的,用容纳而非拒绝阶级因素的大众共和来制约危险的民主,就是共和的希望所在。

其次,代表究竟是成全了民主,还是异化了民主?代议制研究权威汉娜·皮特金更倾向于后者。她主张从理论而不只是技术上反思民主,现代代议制政府成了新的寡头制,普通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病入膏肓的代议制民主能否获得拯救,取决于能否克服私人权力的扩张,能否摆脱金钱干预,能否消除选举政治对普通人的观念、信息和选择的操控。在皮特金看来,民主被以代表制、选举制、金权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操控术异化成了寡头制,把普通人带回到政治中,才能真正约束“金钱民主”,才能拯救民主。

再次,选举这种产生代表的方式出了什么问题?以选举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在实践中遭遇了种种困境,诸如投票率下降,政党身份减少,政治家不被信任,平民主义政党风起云涌,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机制因此受到重重质疑,选举(voting)不再被视为解决之道,而越来越被视为问题所在,有人甚至高呼“选举已死”。克劳迪娅·齐奥利斯(Claudia Chwalisz)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选举原旨主义者(electoral fundamentalists)。艾迪安·苏瓦德(?tienne Chouard)质疑选举:民主的核心在于政治平等,选举是反民主的,选举设计者从没说过选举是为了民主,历史表明,选举让富人掌握了权力,权贵支持选举是因为选举不会威胁他们,他们还给选举建构了选举可以选出好人的神话,但选举实际上是坏人的统治,选举只适合人民彼此熟悉、能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小群体,并不适用于选民不了解候选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大群体。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选举变成了富人或者权贵支配政治的游戏,而普通公民没有政治影响力。民主变得固步自封,疲惫不堪,软弱无力,西方政府对于经济不平等并未做出有效的回应。没有超越选举的手段,尤其是保民官和监察官之类手段,普通公民就无法迫使政治精英负责。拉尼·吉尼尔认为,“通过选举的统治”或者说“选主制”已经不能充分满足民主的价值需求,选举把人民的选择权限定在选举日,选举让代表自视为金钱的代理人,选区重划等选举操控术让政客可以选择选民,代表最后成了其权位的独占者、所有者,官职成为“代表的财产”(representational property),代表越来越像“陌生的权贵”,代议制民主的问责机制出了大问题。

在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时代,民主更是危机重重。200412月,美国政治学会“不平等与美国民主”课题组,发布了由15名美国政治学顶尖学者合作、历时18个月完成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一直大力向国外推销民主,但其国内民主状况却很不令人乐观。虽然美国社会逐渐打破了种族、民族、性别藩篱及其他长期存在的社会隔离,但却深受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之困,不平等在持续加剧。不仅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享有特权的专业人士、经理、企业主与通常由白领、蓝领雇员所组成的中间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许多中产家庭勉强度日,哪怕父母双方都在工作;很多作为家庭顶梁柱的黑人、拉丁裔和女性处境不妙;公立学校按收入与种族进行隔离的迹象不断增加。


同时,富人和巨富却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如此,最富的1%的美国人已将穷人和中产阶层统统抛在身后。白人家庭的中位收入比黑人多62%,白人家庭的中位财富是黑人的12倍;接近三分之二的黑人家庭(61%)和一半的西班牙裔家庭没有净资产,但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白人陷入这种窘境。在公民发言权、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这三个领域,美国都在放大极少数人的影响力,促使政府不回应多数人的价值观和需要,这加剧了政治发言权的不平等。结果,美国的平等公民身份和回应性政府理念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威胁。而美国财富与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已经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在实现民主理想方面,美国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走了回头路。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用更多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已经重新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

现代民主的多数决原则也有天生的社会选择困境。乔赛亚·奥伯认为,唐斯的“理性的无知”和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所导致的社会选择困境,是民主体制无法摆脱的遗传病灶,民主的价值因此大大削弱。而民主的古典定义不是人民垄断官职,因为人民是集体意义上的整体,无法成为“官职拥有者”。民主制并不是指人民对现存宪法权威的独占,它不仅仅是人民的权力,不仅仅是人民在国家内部相对于其他潜在的权利掌控者的优势权力或独占权力。为了让人民以常规化、可持续的方式拥有政治能力,现代社会必须处理一些麻烦的集体行动和合作困境,投票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处理方式。民主制是人民在革命时刻对自身的历史性自我肯定的结果,是人民在公共领域做事、做成事的集体能力。奥伯同样主张告别简单化的以选举为唯一标准的民主模式,激活人民的集体力量,从而改造政治。

民主与宪政是一对孪生兄弟还是冤家对头?与乐观的民主宪政论者不同,谢尔登·沃林对“宪政民主”或者“发达工业民主制”深怀忧虑。他认为,所谓宪政民主是没有人民作为行动者的民主,宪法既是在限定政治,也是在约束民主,“其设定的界限一定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群体合拍,并使之正当化”,公司法人权利的自然人化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而民主的自由特征也遮蔽了反民主的权力形式,也消解了“人民”的同质性。“发达工业民主制”的民主化,最终变成“劳动、财富和公民心灵,同时得到防御与剥削、保护与压榨、养育与榨取、奖励与控制、奉承与威胁”。沃林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宪政民主”通过消解“人民”、保障少数人权力的反民主实质。

【三】探寻真正的民主

看起来民主痼疾已发,“人累了,选举累了,钱却不累”,甚至“选举已死”,“政党已死”,钞票却逍遥无忌。那么,民主还有没有未来?新的政治科学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很多学者对此持乐观的探索态度,设想了不同的未来。

斯奈德希望尽早终结转型范式,“超越选举威权主义”,从四个方面做恰当的政体分析。一是谁统治,是政党精英、领袖个人、军队,还是神职人员;二是统治者如何统治,通过庇护网络、种族纽带还是大众政党;三是统治者为什么统治,出于贪婪、种族仇恨还是宗教或意识形态使命;四是“国家管控度”,是否有人在统治?统治者又在多大程度上在统治?这四个方面不仅仅是政体思维,也融入了政道或者治道思维。

博·罗斯坦的“政府质量论”同样将目光投注到治理对民主的影响。他认为,政治正当性是所有政府体系的终极目标,很少有证据表明“选举式民主”是创造正当性的首要工具。公民通常更频繁、集中地接触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即政府而非输入端,他们在输出端所遭遇的,常常对其福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在政治体系的输出端产生正当性的基本规范,公正(不偏不倚)与输入端的基本规范,即政治平等,同样重要。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与政府的质量相关。只有在权力行使中消除腐败、歧视以及对公平原则的违背,才能创造出政治正当性。因此,罗斯坦敏锐地指出,只是把选举式民主送给一个国家,不可能给它创造政治正当性。

莫里斯·汉森则推进至政体分析的源头,自由民主源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但充满了例外,漏洞百出,早已过时,而现代自由代议民主制不是纯粹的民主,最好称之为“混合宪制”,它所混合的政治制度只有一部分是民主的,其他部分则是贵族制或者君主制的,各种不同成分不会以每个机构垄断一项特定职能的方式分立,不存在什么三权分立,各司其职。汉森的“混合宪制论”超越了选举式民主的单向思考,为改造现代政治的运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元理论视角。

另一位代议制研究专家伯纳德·曼宁也认同汉森的混合宪制论,他把现代代议制政府分成了三个阶段:议会民主、政党民主、“受众民主”(audience democracy),所谓受众民主,就是观众实时写剧本,政治家像舞台演员那样直接诉诸公众,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是多余的。当然,受众民主更多是正在进行时,民主的未来在于民主与非民主成分的混合,恢复现代政体的混合体制本色。



麦考米克同意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即,富人而非人民才是共和制的最大政治困境,而选举式民主已经陷入了结构性的问责困境,更多是金钱、资源而不是选票、权利决定政策,选举也不再能够有力地确保官员负责,选举具有天生的贵族效应,只是一种有利于富人的选拔机制,威胁共和政体的首要根源是富人的资源和官员的巨大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人民大众的无知、嫉妒、冷漠和反复无常,在富人的腐化、颠覆和篡夺企图面前,当代民主制与古代民主制同样脆弱,需要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民主”(Machiavellian Democracy),即人民大众制约富裕公民和官员的非选举方式,包括混合抽签与选举的平民主义官员任命程序,为特定官职设定排斥富人的阶级资格限制,以及支持全体公民参与处理政治犯罪的控诉程序,来拯救当代民主

詹姆斯·费希金、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tain)把希望寄托在复兴“协商民主”上。费希金版的协商民主机制,核心是通过抽签随机抽样,建立临时协商群体,讨论重要议题,通过投票决定结果。协商民主论把协商视为民主的实质,主张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各种协商式制度实验,来复兴民主的协商本性。

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了“民主券”democracy vouchers)和抽选产生的宪法大会(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selected by sortition)方案。莱西格方案的困境在于,三个臭皮匠真的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吗?相信群众还是相信精英?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甚至不知道权利法案是啥!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普通公民提出宪法修正案?这个困境集中体现了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与生机,代议制民主是因为不相信群众眼睛雪亮而生,也因此走上了太过倚重精英的道路。

尤拉姆·盖特(Yoram Gat)等人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用“抽选民主”、抽选之治(Lottocracy)或随机民主(Randomocracy)矫正选举民主。他们认为,普通人能够对影响自身长远福祉和生活质量的事务做出决策,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治理,而抽选(sortition or selection by lot)更有助于实现这种治理,抽选是民主的,选举是贵族制的。抽选有很多好处,它可以让我们放弃选举、竞选、竞选捐款,切断金钱与影响力的关联;可以隔离两极化、意识形态和忠诚困境,让议会更准确地代表人民,让政客不再完全操控政治,让大众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还可以缓解根深蒂固的权势和政治阶级所带来的腐败。


它是对选举民主的极佳替代,不仅仅适用于古希腊和当代的陪审员遴选,也适用于地方议员和国家政治。民主的希望在于抽选民主,即在基层社区,通过抽签遴选公民组成政策陪审团,决定立法结果,而政党的作用只限于立法与政策的倡议和辩护。抽选民主与选举民主混合运用,并与集权的、等级制的政党体系相结合,这更可能与21世纪频繁互动、高度关联的社会自身的水平权力关系相适应。此外,抽选论者还主张不再以左右划分政治,而是通过区分人民与权贵,重新构想政治的未来。

斯蒂芬·沙罗姆(Stephen R. Shalom)提出了“参与式政治体”ParPolity),具体落实为一种嵌套式的议会(nested councils)。与典型的直接选举相比,每一级议会选举一个代表到上一级议会,从而建立一种有机联系,有效监控代表的表现,并在必要时弹劾之。因此,每一级议会都不能太大,不能离其支持者太远,以免无法监控或者成本太高。与典型的间接选举相比,这可以确保人民意志不因选举层级变化而减弱。

拉尼·吉尼尔构想了“集体效能论”。集体效能论基于“相同的命运而不只是相同的长相”,相信民主与自治相关,而不仅仅是代议。要者有三:第一,民主的结果应该体现集体智慧:普通人是重要的决策者,而不仅仅是个统计数据点;第二,参与过程增强了民主的正当性:人民更信任自己做出贡献、付出心血的结果;第三,民主要回应的是基于公平的各式各样的表达,而不仅仅是选票:参与不能被缩减成一个单一的选择时刻。吉尼尔认为,这些假设都建立在更普遍的参与价值之上,参与让公民有能力承担风险,挑战不公,对公共辩论有所贡献,也是在回应让“选主体制”感染瘟疫的各种因素,比如公民不参与、不信任政客、不尊重政策结果等等。蒙哥马利罢乘公车运动中的群众大会、巴西的社区剧场、帕图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关选举体制改革的公民会议,都是这种集体效能论的一种实验。吉尼尔把发挥“集体效能”作为更重视参与、更有活力、更注重交往的民主问责方式,它至少在地方层面是可能的,是对选举的升华。

沃林认为民主能否复兴,取决于共同体能否复兴。这种共同体,让普通个体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创造具有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让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建立工厂工人所有制,为低收入者建造住房,提供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保服务、更安全的饮用水,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中人们共同关切的其他事务。这些共同行动,通过挑战“民主的自由和平等”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权力不平等,来实现民主的复兴。

上述种种方案都相信现代代议制民主或者说选举式民主已经陷入困境,民主要想获得拯救,需要回到混合宪制的整体思维,用民主制成分平衡寡头制成分、君主制成分,用地方直接民主拯救全国代议制民主。而选举、代表、代议制,都是需要反思、对抗、制约的寡头制机制。

【四】结语

如果把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理论史看做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起承转合可以说只有一个关键词:民主,再没有什么比它更提纲挈领,更万众瞩目,更动人心魄。民主在这四分之一世纪达到了其自身的巅峰,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然而,登上巅峰的辉煌转瞬即逝,也正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民主在实践上陷入难以摆脱的泥沼,在理论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对于民主危机的性质的判断越来越悲观。

作为反思民主的一部分,人们对真民主的探寻从未停止,但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民主的正当性来自哪里,也正受到更多质疑。究竟是经济增长,还是某种政治价值的实现在支撑民主?这提醒我们,民主绝不仅仅是政治思想、观念、理想的民主化,也是工业化的民主、现实的民主,尤其是有政治主体的民主。民主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更应该是有效的民主、广泛的民主

人们也许会问,对于不民主、不那么民主或者非西式民主的国家,讨论真民主是否必要,是否缺乏正当性?这就像是在问,一个瘦子看到了肥胖的危险,可不可以自主选择不做一个胖子?答案不言自明。能否回归真民主,能否找到新的政治、好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超越遮蔽心智的“民主原旨主义”,能否将代表观、民主观与人民观协调一致,能否提升反思民主、追问真民主的智识能力,进而敢于构想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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