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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本案如何裁判才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创)  

2009-06-26 21:47: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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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哥本案如何裁判才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创)

  某年, A君设置增氧机养殖塘鱼而与供电局形成了供用电合同。不久,供电局进行农网改造未通知A君便停止供电。未几,农网改造完成。但供电局对A君要求恢复供电的申请置之不理,拒为A君恢复供电。某日,A君的塘鱼死亡。事发当日A君即告知供电局处理,供电局派员赶到现场,允诺调查。几天后死鱼腐烂,供电局邀请水产局派员勘查,水产局人员勘查后认为:塘鱼的死因可能与缺氧有关。供电局对此未要求作鉴定结论。供电局调查了月余,认为A君并无证据肯定塘鱼确因缺氧窒息死亡,A君的塘鱼死亡或是冻死、或是病死,总之与供电局停电没有必然因果关系,遂答复A君不予赔偿。A君认为供电局违约停电使其无法启动增氧机而导致塘鱼缺氧死亡,乃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供电局赔偿经济损失。原审时,A君申请法院委托有关部门鉴定塘鱼死因但未获准。

  本案中,供电局停电未通知用户,停电原因消除后又不恢复供电,违反了《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28条和《供电营业规则》第68、69条的规定,违约是显然的。而A君塘鱼的死亡亦是肯定的。本案构成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A君依《合同法》第122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提起了违约损害赔偿之诉。但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不但要有违约行为、损害事实,而且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要存在因果关系。那么,A君的塘鱼死亡与供电局的违约有无因果关系呢?

  某法院判决认为:供电局虽构成违约,但A君并无证据肯定塘鱼确因缺氧窒息死亡,A君并无证据证明供电局的违约行为与塘鱼死亡有因果关系。依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谁主张,谁举证”之规定,判决驳回A君之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A君四处申诉,但哀哀无助。最后,A君申请水产局鉴定塘鱼死因。水产局在塘鱼这一鉴定物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根据该局以前的实地勘察及当时的资料作出鉴定结论:A君的塘鱼死亡很大可能是由于A君实行高产养殖,养鱼密度大,塘水肥,而在当时气温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南撞北”现象,导致“泛塘”,塘鱼因缺氧窒息死亡。其后,A君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裁判不公为由向该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原判。

  围绕本案应否再审,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公正,不应再审。

  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判虽言之凿凿,但总让人觉得A君有点“冤”。因为,A君养鱼需使用增氧机而与供电局形成供用电合同。供电局违约停电致A君无法启动增氧机,A君的塘鱼恰好在供电局违约的情况下死亡,鱼死了,原判居然认为违约者不需赔偿,实匪夷所思。一般情况下,A君应对塘鱼的死因举证,但本案有个特殊情形,这也是原判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鱼死当日供电局已派员到场,并答应调查鱼的死因。其当时存在着收集鱼死证据的充分条件,完全可以通过检验死鱼、化验水质等方法确定鱼之死因。但供电局却在鱼已腐烂时才邀请水产局勘察鱼塘,又不要求鉴定。其调查了月余结果却不了了之。作为A君,在供电局的承诺下,完全仰赖于供电局的调查取证。孰料最后取证时机延误。而这延误取证竟是供电局在当时能取证而不为之所造成的,供电局应负责任。原判未考虑本案的特殊性,仍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将举证责任确定由A君负责,有失公允。本案应由供电局举证,供电局认为鱼的死因不明确但无法推翻鱼死与停电的关联,则可采信水产局的鉴定意见,采纳A君之主张,推定鱼之死因是因缺氧窒息死亡。换言之,即应认定鱼死与供电局违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案应当再审。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A君的塘鱼死亡与供电局的违约停电存在着因果关系。

  民法认为,因果关系是自然界和社会中客观现象之间前因后果的关联性。供电局认为停电与鱼死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这必然因果关系,就是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虽然它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叫适当条件说,这是判断因果关系的一种理论学说。其主张是: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下依社会的见解,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知识经验和认识水平,去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只要一般人认为在同样情形有发生同样结果的可能性即可。比如本案,A君高产养殖塘鱼,使塘鱼密度增大,为了增加鱼塘中的溶解氧,以满足塘鱼正常生长的需要,就必须设置增氧机。一旦鱼塘的水溶氧量不足,塘鱼就因缺氧出现浮头,此时便需使用增氧机增加溶解氧。若增氧机不能开动工作,塘鱼就会因缺氧窒息死亡,这是常识问题。由于供电局违约停电,使A君的增氧机无法工作,在这样的通常情况下,依一般社会经验,一般人都能认识到:A君的塘鱼死亡存在着因缺氧窒息死亡的可能性。按相当因果关系说可知,只要A君的塘鱼有可能是因缺氧窒息死亡的,供电局的违约行为与A君的塘鱼死亡就存在着相当的因果关系。

  二、法官在个案举证责任分配时不可拘泥“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应依法适当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现代世界学说林立, 主要有:(一)、法规分类说。(二)、待证事实分类说。(三)、法律要件分类说三大类。而其中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因其内在逻辑性强、实务可操作性强以及能维持法律形式上的公平,从而有利于增加法律安全适用性等优势,博得了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司法以及学理上的认同,并成为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指举证责任分配已由立法预先设置,由具体的法律条文形式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不足其一在于该学说偏重于法条规定的外在形式,不能顾及这种形式要件的硬性配置能否体现法律对公平或权利救济上的价值因素;其二无力应付昔日立法者从未考虑过的今日特殊法律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中工业革命和科技的产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学说如危险领域说、盖然说、损害归属说等应运而生。危险领域说旨在强调特殊情形下的侵权行为,以举证的难易程度与举证的远近距离以及是否有利于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作为举证责任配置作参照因素,以减轻侵权行为受害一方的举证负担。盖然说则将人类生活经验及统计上的概率,适用于当待证事实处于不明之情形。它认为,凡事实发生之盖然性高的,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相对人应就该事实不发生负举证责任。因为在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时,法院认定盖然性高的事实发生,远较认定盖然性低的事实不发生,更能接近真实而避免错判。故此,在举证责任分配的设计上,应将主张事实盖然性低的当事人科以举证责任。而损害归属说强调采用实体法中能够具体化的一些原则加以综合运用,以体现其实质价值,而不应依据实体法条文的外在形式作为配置举证责任的方式。尽管这些新兴学说仍各有缺陷,但其体现了更加贴近实质公平的一些灵活多样的价值取向,这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与作为英美法传统的衡平法观念相吻合。   

  德国民事诉讼法学家罗森伯格是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代表人物,他将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分为二类:一是基本规则, 即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二是特别规则, 是指法律有明文特别加以具体规定的那些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其中包括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推定规则和按法典编纂方法所作出的逻辑推断规则等.

  按照罗森伯格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划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谁主张,谁举证”之规定,其实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75条和司法解释第4、5、6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另外,我国民法及其特别法中也有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一部规范详尽周全的民法典,“准据法”缺位现象较为普遍,这样,法官就经常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根据实体法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又由于法律的滞后和立法者认识的局限以及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即使订立了最详尽周全的民法典,也难以满足瞬间多变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所可能遇到的一切问题。”“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有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况且,“法律规则的普遍性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法律的普遍性特征使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而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导致正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个别情况的结果则未必是公正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的矛盾统一体,就某一事物的普遍性而言,法律的适用一如其目的,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但就其特殊性而言,这种普遍的法律适用于个别情形、特殊场合时,则可能违背其目的,导致非正义的情况,成为正义的敌人,这就是常常被称之为法律的不合目的性。在这种情形下,要实现个案举证责任分配的公正,就必须适当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根据本条之规定,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首先应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和民事实体法没有具体规定的,再参照本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依据都无法奏效时,最后应诉诸法官的自由裁量,由法官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法官在个案举证责任分配时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法官自由裁量必须适度、恰当,不能随心所欲。法官在裁量时必须考虑(一)、公平正义原则。(二)、诚实信用原则。(三)、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四)、对于危险领域的控制支配能力。(五)、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

  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通常情形下,A君既主张供电局违约停电致其塘鱼死亡,则应提交其塘鱼因缺氧窒息死亡的证据,供电局毋须举证。但因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制定有关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可供本案援引,面对供电局延误取证的过错,面对水产局有关专业人员的分析材料,面对数十名村民为证明A君的主张而提交的证词,面对本案的如此“特别”,法官在裁判本案时,倘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举证原则裁判,则有失公允,有违民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7条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依损害归属说理论,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加以综合运用,以体现其实质价值,而不能径行引用“谁主张,谁举证”。又依危险领域说理论和盖然说理论,考虑到供电局在举证中处于优势而A君在举证中处于劣势;考虑到水产局已作专业分析,认为塘鱼死亡最大的可能性是“缺氧窒息”,而供电局无其他证据推翻之。且本案事实上塘鱼因“缺氧窒息”的盖然性比因“病死等其他原因”的盖然性的确要高,故裁量本案举证责任应由供电局承担。又由于在本案中,A君在塘鱼死亡当日便告知供电局处理,供电局既已着手调查,便应对塘鱼之死因有个调查结果。但供电局明知可找有关权威部门(也找过水产局)鉴定鱼类死因却不作为。并在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将此事不了了之,其怠于取证,延误了本案的取证时机。致使无法明确塘鱼的死因,使A君不能获得司法救济。从这一点可知供电局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并未怀着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而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所谓诚实信用,是要求当事人自觉按照市场机制中的互惠性原理办事,在契约关系中,不诈不霸,自觉善意地履行。诚实信用不仅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法官演绎法律、填补法律漏洞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和指导原则。由于供电局有使证据灭失的过错,故应以供电局违反诚信原则及真实义务为由,将原本由A君承担的证明塘鱼死因的举证责任,科予供电局承担,以加重其举证责任的形式来体现法律的公正。

  综上分析,对塘鱼的死因裁量由供电局举证,至为公正。由于供电局不能举证证明塘鱼因何死亡,则可依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推定塘鱼真正死亡的原因是缺氧窒息死亡。原判未考虑本案上述实际情况,未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7条的规定裁量供电局举证,仍遵循民诉法第64条第1款“谁主张,谁举证”之规定,对A君科以举证责任,是不公平的。原判认定A君塘鱼之死与供电局之违约没有因果关系是认定事实证据不足的,从而影响正确适用法律。故根据《民诉法》第179条第1款第2项、第3项之规定,本案应进行再审。

  三、公正的裁判必须是裁判结果能够衡平各方当事人的权益。

  有人以“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的概念,认为法律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必然不公正。欧美法学家西塞罗、洛克、潘恩等人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的协定,是人们基于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法律认识而订立的契约。笔者认为,“国家契约论”的观点颇符合国家的本义,这也是法治社会能够建立的理论基础。依此观念可知,法津的本义是公正的。但公正的法律若不能公正司法,法律公正便无从昭示。从这个意义来说,司法公正就是法院追求的根本目的。正如美国学者勒斯克所指出的:“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西谚云:“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所以法院的活动最终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而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内容。有人认为,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要正确。其实,实体公正的法律构成要件至少有以下几项:(一)、裁判结果所依据的案件事实认定正确。(二)、裁判结果适用法律正确。(三)、裁判结果能够衡平各方权益。(四)、相同情况的案件应该相同处理。

  这里的裁判结果能够衡平各方权益。实际上是要求法官在个案的处理中,要善于运用衡平原则进行裁判。衡平,即利益衡量。衡平权是英美法系传统习惯上赋予法官就个案依法作出的自由评价和判断,它与大陆法系在立法上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相通之处。梁慧星教授认为,“利益衡量就是在适用法律上,要考虑各种实质的妥当性。”法律是规范社会生活的,社会生活都是些利益冲突,在立法时要考虑这些利益冲突,法官裁判案件时,也要考虑这个案件涉及的利益冲突。司法裁判中的利益衡量,要求法官在审案时,须以公平、正义等价值判断作参照,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利害冲突加以分析、衡量,作出比较,以确定保护哪一方。然后在法律上找出充分的根据来,根据法律上某个条文、某个原则,或应用各种各样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及价值补充方法,尽可能作出妥当的判决,以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

  梁慧星教授在给河南法官的讲座上讲了个例子,可启迪本案。某人全家被砍致死,保姆被砍致残,杀人者随即自杀。保姆向法院起诉,要求从雇主遗产中拿出部分作医疗费和生活补助费。雇主的全家人被杀死了,雇主的继承人以保姆索赔无法律依据为由拒赔。法院审案时觉得“疑难”,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答复说,保姆是在受害人家中当保姆期间被砍致残的,而雇主全家也同时遇害,从本案的事实看,保姆并不是为保护雇主一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利益而被杀伤的,因此,要求从雇主遗产中补偿其医药费和生活费没有法律根据。但是,法院拿到“指示”后,觉得还是很难办,如果照这样处理,当地老百姓就通不过。我们不是讲究实质正义吗?不是讲实体公正吗?正义不正义,公正不公正,老百姓当中自有评价,这是一个法律漏洞,我们怎么解决呢?但按照一般的漏洞补充方法不行,需用另外的方法解决,这就是利益衡量。怎么进行利益衡量呢?我们衡量一下这个保姆和这个雇主,保姆在雇主家劳动,在那里住宿是为了更好地照顾雇主的小女,她为雇主家提供服务期间,遭到被砍伤的横祸,这个损害难道和雇主一家没有联系?因此看来,保姆遭受损害是与雇主家有联系的。还有,这个保姆在雇主家提供服务,她为雇主效劳,对雇主遗产的增加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她遭受的损害却完全让她自己承担,这不合适。作了这样的衡量以后,就觉得保姆的利益应该保护,应该得到医药费和生活费,再把这个保姆和这个继承人作一比较,继承人继承遗产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这些遗产根本不是继承人的,继承人对这些遗产并没有做出任何劳动,他得到这些遗产后,当然可以增加他的利益,如果他得不到这些遗产或少得一点,对他也没有什么多大损害,而对于这个保姆来说就不同了,保姆在雇主家劳动,身体受了损害,如果能从遗产当中得到一部分,补贴一下医药费和生活费,其生活困难则稍可舒缓,其精神也可得到慰藉。我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利益衡量,分析了他们的利害关系后,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在本案当中,把雇主的遗产分一部分给保姆,补偿其医药费和生活费是应该的,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再考虑找一个法律上的根据。一个是《继承法》上的规定,遗产继承时应当清偿被继承人所欠的债务。根据本案的事实,假设雇主没有死的话,按现在的法律,一个工人在雇主家劳动受伤,依法应该由雇主支付她的医药费、生活费,这样可不可以说雇主欠了这个保姆的一笔债务?这样,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时,被继承人所欠保姆的债务应该先从遗产中扣除。这样解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样也可以找出正确判断的法律根据。这个案例说明,衡平,首先要做利益衡量,然后运用法律上的解释方法、漏洞补充方法,运用这些手段找出法律的根据,然后作出妥当判决,使之符合社会正义。

  参照保姆受伤案,本案可作如下衡量:增氧机是为了增加鱼塘中的溶解氧而设的,高产养殖下,塘鱼容易缺氧而致死亡,供电局违约停电致A君无法启动增氧机,A君的塘鱼恰好在供电局违约的情况下死亡,鱼死了,难道与供电局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肯定讲不过去。这正如老百姓所讲的“你不停电,我鱼死了不找你赔,你停了电,我鱼死了不找你赔找谁赔?”再推敲一下,鱼死当日供电局已派员到场,并答应调查。其当时存在着收集鱼死证据的充分条件,完全可以通过检验死鱼、化验水质等方法确定鱼之死因。但供电局却在鱼已腐烂时才邀请水产局勘察鱼塘,又不要求鉴定。这是为什么?作为A君,由于供电局答应调查鱼的死因,便一直等待供电局的调查结果,孰料最后取证时机延误。致使本案无法明确塘鱼的死因,使案件事实陷于真伪不明,责任应在供电局。但原判仍机械地依民诉法第64条第1款“谁主张,谁举证”之规定,对A君科以举证责任,是绝不公平的。我们再将A君与供电局作一比较,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国家和单位相对于个人,永远处于优势,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单说经济条件,单位较之个人,实力远为雄厚。供电局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单位。它付出一些赔偿不足影响其运作,但A君是一个农民,全家唯赖他承包鱼塘过活,现在塘鱼死亡,一家的生计堪虞,且承包鱼塘时因借钱又负债累累,如能稍获赔偿,不啻雪中送炭,亦使其对“供电局违约竟无须赔偿”的怨愤趋于平息或舒缓。这样衡量后,我们就豁然开朗,觉得A君应获得赔偿。至于法律依据,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7条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裁量供电局应负塘鱼死亡的举证责任,在供电局不能举证推翻水产局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依《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判令供电局赔偿A君经济损失。

  应该说,本案颇有难点,难在证据不确凿,案件事实陷于真伪不明。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裁判时,尤需本着法官的良知,遵循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遵循民法的公平正义观念及善良风俗习惯和人之常情。依据经验法则,遵循衡平原则,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作出符合常识的判断。使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得以体现,使情与法在本案中得到完美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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