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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常务总编、法治研究常务主任:仁明

 
 
 

日志

 
 

治理“刑讯逼供”的有效之策  

2009-06-21 05:51: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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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贵阳律师周立新治理“刑讯逼供”的有效之策

治理“刑讯逼供”的有效之策 (上) 

 

继云南“躲猫猫”事件暴露后,我国公安机关加大了被监管人员的人权保护力度,国务院还于4月13日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有公安机关还制定了具体的预防惩治“刑讯逼供”行为的措施。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令人感觉到决策者的决心和气魄。

 

但是,我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写在纸上的规定,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又能发挥多大和多长时间的作用?难道是在之前我们的司法体制没有对“刑讯逼供”作出预防惩治的有效规定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如果连以上以刑法对“刑讯逼供”进行定罪判刑的规定,都不能杜绝减少“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的话,那么还会有什么样的有效规定还能预防和惩治“刑讯逼供”行为呢?难道说,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有关司法机关制定的各种防治“刑讯逼供”的书面规定的威力能够胜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现在,有关方面作出的防治“刑讯逼供”的书面措施(规定),其作用也不是一点没有,有点作用,这点作用正好就是现今我国法治状况的尴尬反映。这个作用说明,我们的司法人员一定程度上就是目中无法,他们只对其顶头上司负责,在他们的内心就是内部规定胜于法律规定。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在这样的风头之上尽量收敛一些,等到风头一过,一切又回到从前。

 

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员说:

 

如果真正在全国做到没有刑讯逼供,那么将会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案件不能破。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至少有一半的案件是进行了刑讯逼供才将破获的。

 

他们这样说,不会脸红,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道理:我国刑事侦查的硬件既少更落后,非靠刑讯来逼取口供,再从口供中来寻找破案线索,或者直接以口供来作为定案的证据。

 

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时,他们会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在个案中,如果有刑讯逼供者超过了分寸,而捅出了娄子,他们也就会“官官相护”。

 

像云南杜培武杀人案那样的冤案,当被告人当庭拿出血衣,露出满身伤痕的时候,法官们为什么会视而不见,这是因为我国有目前已经设计好了的“公检法一家”的司法体制。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像现在这样叠床架屋般的内部规定,只能使可能犯“刑讯逼供”错误的司法人员产生“避风头”的禁忌之外,是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的。如果一切规定(包括法律规定)只是从寄希望于人的内心接受出发,而不能从制度上作出预防惩治的有效设计,那么只能是让无良心者肆无忌惮,而使有良心者忘记良心。

 

有什么样的防治“刑讯逼供”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吗?这样的制度设计复杂吗?

笔者认为,有,并且一点也不复杂,很简单!

 

我曾经为一个贩毒案被告人辩护,当被告人提出作为主要证据的口供是被“刑讯逼供”的时候,公诉人申言被告人的刑讯逼供的辩解不能成立,公诉人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伤痕一定就是刑讯逼供造成的,如果是刑讯逼供,那么要被告人或者他的律师拿出被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证据来。

 

类似这样的情形,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们可能会遇到多次。这是什么逻辑啊,不客气说这就是“墙倒逻辑”!

 

公诉人如果要以言词证据即被告人的口供来为被告人定罪,当被告人否认其口供的合法性的时候,证明该项言词证据合法性的责任只能在公诉人,难道说,因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不能证明口供是违法的,因此就能推定口供就是合法的吗?证据只能证明证据反映的事实,而不能证明证据本身的来源是合法的。

 

如果一个人,他因涉嫌犯罪的而被刑讯逼供,当他面对法庭审判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主张,他如何能拿出刑讯逼供成立的证据?被刑讯逼供之时,只有他和逼供者在场,如果有录音和录像或者其他证据,那也只是在逼供者掌握之中,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他哪里能拿出证明刑讯逼供成立的证据?如果连法官都这样的要求被告人,无异于默认了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合法性。

 

这种“墙倒逻辑”产生的原因有二:

 

一是将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混同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这是因为原被告双方都拥有完全对等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地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中立,做到对双方不偏不倚,只能在证明责任上要求谁主张谁举证。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完全由公诉人来承担的,尽管我们的司法体制还不能做到真正的无罪推定,但是在刑事诉讼中由公诉人负完全的举证责任,这已经成为公认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公诉人既然负有证明被告人犯罪的举证责任,那么自然就应当负有证明其所举证据来源是合法的责任。

既然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那么,被告人当然就不应该承担举证证明公诉人所持证据来源不合法的责任。

 

第二个原因是,将被告人主张的司法人员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与涉嫌“刑讯逼供罪”的司法人员被追究“刑讯逼供罪”时,的证明责任混为一谈。

如果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被告人,是被公诉人指控犯“刑讯逼供罪”的司法人员,这个被告人又主张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和法官就不应该要求这个被告人负举证责任,这个时候,就应该根据刑事诉讼中公诉人负完全举证责任的原则,由公诉人来证明被告人有“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

 

涉嫌刑讯逼供者有没有证明自己有无刑讯逼供行为的责任?这是根据刑事诉讼的不同情形来决定的,那就是,当涉嫌刑讯逼供者处于被告人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就是控方)就负有证明没有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如果涉嫌刑讯逼供者是处于被告人地位,被追究的是刑讯逼供的刑事责任,那么,就应当由指控他有刑讯逼供行为的公诉人来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

 

在理清了上述逻辑关系之后,笔者认为对于禁止刑讯逼供行为的有效之策,可以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找到根治办法,那就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一,   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无效。

二,   当被告人主张口供是被刑讯逼供而取得时,公诉机关就必须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

三,   如果公诉机关不能举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行为,那么就应当推定有关被告人供述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相信这样的法律规定,对于解决中国几千年来刑讯逼供这个传统司法难题,将会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治理“刑讯逼供”的有效之策 (下)

 

 

为什么说这样就会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呢?

 

 

任何看起来内容很好很感动人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只是废纸一张;如果一项法律法规的实行,其立足点主要是寄希望于人们的内心遵守,而无体制上的监督制约,那也不过是看起来很美的的一张画饼。望梅止渴只是可收解决眼前之需的立竿见影之效,而画饼充饥必是自欺欺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公安机关自己制定、自己执行的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看起鼓舞人心,但是因为不过是自己的内部规定,完全由公安机关自己执行,而无其他外部力量的监督执行,如果不是画饼充饥,也最多不过是可以收到望梅止渴的眼前之效,犹如扬汤止沸,时间一长,一切又会回到原点。

 

如果从《刑事诉讼法》上作出规定:

 

一,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无效。

二,当被告人主张口供是被刑讯逼供而取得时,公诉机关就必须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

三,如果公诉机关不能举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行为,那么就应当推定有关被告人供述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这样也就是在刑事诉讼的终点环节引入了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这个力量首先是来自于被告人方面,也就是辩护律师一方。

 

尽管我国的法治还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是,我国法治毕竟是进步到了今天,法院可能在个案中的定罪量刑上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上对“刑讯逼供”行为作出以上明确具体,直白无误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非常乐观的相信,人民法院必将会依此而对证据效力作出正确认定。这个时候,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必将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口供,提出是不是“刑讯逼供”的质疑,任何辩护律师都会从这一角度出发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并且一定会坚持要求法官依法作出正确的认定。虽然现阶段,律师的辩护意见经常不起到作用,但是,我们还是会十二万分的乐观相信,因为有《刑事诉讼法》上的如此清楚有力的明文规定,任何法官也不可能置若罔闻,因为可以这样说:

 

辩护律师如此的辩护意见,法官如果都可以不予考虑的话,其实也就可以消灭律师这个职业了。

 

根据现在《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是无法对侦查机关(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的,法院无权直接追究司法人员“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只能由另一拨侦查员起动对涉嫌“刑讯逼供”罪的侦查员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我们会看到被控犯“刑讯逼供”罪的被告人也会在法庭上声称他的口供也是被“刑讯逼供”而来的,这个时候,即使这个被告人的当庭翻供是事实,但是,按照前述的“墙倒逻辑”他虽然冤枉,也是自食其果。

但是,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上作出上述明确具体的三点规定,由于法院享有了确认公诉人,所举证据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可能,因而认定无效的权力,那么,公诉人建立在可能有“刑讯逼供”而得的证据之上的指控,就会崩溃。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法院在审判中,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就有了“要命”的监督和制约,可以立即收到釜底抽薪之效,这样,侦查人员必然就会放弃这种无用无利反而会引罪上身的侦查手段!

 

没有“刑讯逼供”能不能破案?

 

如今,随着云南杜培武杀人案、湖北佘祥林杀人案等若干起冤案的暴露,“刑讯逼供”已经声名狼藉,相信不会有人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说“刑讯逼供”也会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也不会有人敢于公开强调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要破案而不得不“刑讯逼供”,我们应该尽快地将“刑讯逼供”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因为有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刑讯逼供”之下,才会供述实情,这是“刑讯逼供”几千年来在中国传承至今的唯一理由,但是如果在当今时代,还坚持这样的理由而为刑讯逼供辩护的话,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卑琐和弱智,但是,中国人不会如此无能,中国人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落后于世界其他先进民族!

在中国历史上,仅在唐宋两朝,就有包丞宋慈狄仁杰,他们说明中国人有断案决狱的智慧,而历代酷吏,之所以会刑讯逼供,要么是无能之辈,要么是为了制造莫须有的的罪名,故意构陷冤案。整个中国法制史让我们看到,刑讯逼供的功效虽然也有为了破案查办真凶的成分,但是也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发。真凶在“大刑之下焉能不招”,但是无辜者在“招是死,不招也是(被打)死”的情形之下,又焉能不自诬?

 

刑讯逼供的实施者分两种,一种是纯粹为破案者,他们因为无能而只有进行刑讯逼供,结果也有两个:一个是真正破了案,另一个则是最后在客观上制造了冤案;

 

另一种是故意制造冤案,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仅从刑讯逼供的功效上考察,答案应该是弊大于利,从两害相权取其轻出发,也应该禁止刑讯逼供。

 

在刑事诉讼中,美国人创造了“米兰达”规则,我们现在也有以“零口供”而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从现在起,你(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美国人能做的到,中国人就做不到吗?

 

笔者没有研究过“侦察学”,说不好没有刑讯逼供也能(要)破案的道理,但是相信这并不是美国人比我们聪明,也不是比我们有多么高明的侦查技术,他们能做到的,我们的侦查员一定也能做到。

 

司法是门科学,要靠刑讯逼供办案,如同愚昧蛮干,人类社会有许多凭现在的科技水平未解之迷,刑事侦查也是一样,并不是每一桩案件都能破获,“命案必破”,只能是刑事侦查的目标,但不能作为必须兑现的承诺。事实上,古今中外就有不少的引人注目的迷案未破,有些还可能永远成迷而无解。

 

“刑讯逼供”,是人类自己制造的,不将自己的同类当作人对待的酷刑,所以是反人权的;也是人类面对危机时不能保持理性而愚昧无知的反映,所以应该摒弃。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不少关于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不用高调的说中国人要为人类的文明进程贡献力量吧,但是,遵守这些已经具有了国内法效力的国际公约,将自己的同胞视为同类,这个底线应该守住!

             2009-4-22周立新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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